摘要：“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灾难，日常的琐碎烦恼更加难以躲避”，这是马尔克斯在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中的经典之言。确实，普通人的婚姻里，没有那么多戏剧化的大悲大喜，往往消磨掉热情与耐心的，就是生活里的一地鸡毛。所以张爱玲笔下的佟振保，娶了“白玫瑰”烟鹂，...
“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灾难，日常的琐碎烦恼更加难以躲避”，这是马尔克斯在《霍乱时期的爱情》中的经典之言。
确实，普通人的婚姻里，没有那么多戏剧化的大悲大喜，往往消磨掉热情与耐心的，就是生活里的一地鸡毛。
所以张爱玲笔下的佟振保，娶了“白玫瑰”烟鹂，就想着“红玫瑰”娇蕊，一个成了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，另一个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。
钱钟书的《围城》里，以为扎进了婚姻“幸福港湾”的方鸿渐与孙柔嘉，却在婚后寡淡卑琐的生活里相互厌弃。
日子的烟熏火燎之下，谁也甭想活得好看，杨绛先生评得一针见血：就算方鸿渐和心中的“白月光”唐晓芙共结连理，他们婚后也不见得幸福！
同样把婚姻解构到剥皮拆骨的，是老舍先生的著作《离婚》，比张、钱写得还要早上个小十年。
有意思的是，一本从头至尾写中年夫妻们闹离婚的小说，到最后谁也没离成。
一出出闹剧落定，各人又缩进那不大合适的婚姻套子里。或者是触动了自身经历，老舍通过主人公老李，近乎悲观地指出——
婚姻的两种形态：合作及将就婚姻便是将就，打算不将就，顶好取消婚姻制度。
婚姻的本质是什么？
心理学家阿德勒在《自卑与超越》一书中给出了答案：合作。
长久的婚姻，便是夫妻双方达成利益的共识，相互合作；再有，就是老舍先生所说的“将就”，前者是主动，后者是被动。
《离婚》里的两个主要人物：张大哥和老李，他们的婚姻关系，就对应了这两者。两个现实生活中最普通的称谓，也将他们的身份泛化，就像是我们身边的人。
张大哥和老李，都是旧式的包办婚姻，谈不上爱情，张大哥享受婚后生活，老李却感到痛苦不堪。
张大哥四十来岁，典型的热心“老北平”，最爱给人说媒，热衷各种人情事务。衙门里挂个闲职，攒下3处房产，整日东奔西走，操心着别人家的琐碎，四邻八舍，没一个不说他运筹帷幄、得体可靠的。
张大嫂，除了不是男人，一切全和大哥差不多。她包揽下全部家务，附和丈夫的所有决定，有些讨好地关心着自己那上大学的儿子和上高中的女儿。
张大哥很老派，人生只两大理想：作媒人和反对离婚。他认为结婚是人生必须的过程，男人挣个生活的体面，女人则要把家务事打理得漂亮。
在张大哥权衡婚姻的天平上，他的财富、能力、人际、地位，衬得上张大嫂这个麻利能干的主妇，所以心安理得地不用仆人，享受伺候。
张大嫂尽管抱怨“一年到头，老作饭，老洗衣裳，老擦桌椅板凳”，但一荣俱荣，丈夫安逸自己也安逸，丈夫体面就是自己的体面，便在每天的辛苦里找到自己的荣耀与快乐。
虽没爱情支撑，但两个人在婚姻中各取所需的合作态度，让他们的婚姻牢固的铁板一块，什么诱惑都泼不进去。
老李，三十出头，一个郁郁寡欢的小知识分子，乡下的妻子是个大字不识的小脚村妇，有一对不到10岁的子女。除了年节象征性地回乡，几乎和妻儿没有交集。
在张大哥的调停下，老李把妻儿接进城。但与文盲妻子毫无共同语言，在极度的精神苦闷中，他将被丈夫抛弃的马少奶奶视为人生的“诗意”，在“幻想”破灭后，他灰心地辞去公职，带着妻儿又回到了乡下。
老李代表了现实生活中，那些不满婚姻却凑合过日子的人。
想追求个性解放却没有勇气，满腹牢骚却只敢在心里嘀咕，他想烦闷时家里有个知书达理、得体大方的，但自己的妻子呢，只会赶鸡、叫猪、大声吓唬孩子。还会撒村骂街，发脾气时瘫在地上“可怜地”扇自己耳光子。
老李恨工作和生活里的一切，他把单位和太太看成“一个怪物与一个女魔”，觉得自己不应当是个小官，不应当是老老实实的家长。被同事戏弄，只敢心里忿闷，看太太不顺，只会背地怄气。
老李被家庭和工作所牵制，文化赋予他对新文明的向往，却陷身于旧文明的泥淖。
他将自己对自由、教养、浪漫的需求，投射在马少奶奶身上，单方面想象与她“逃到香浓色烈的南洋，赤裸裸的在赤道边上的丛林中酣睡，作着各种颜色的热梦”。
马少奶奶的丈夫带着相好回家后，老李等待他心中“勇敢完美的新女性”，彻底与负心人闹翻离婚。然而马少奶奶最终打开了自己的房门，在争吵中熄了灯……
老李不切实际的幻想也跟着熄灭，生活又回归到无聊、乏味和平庸，带着妻儿回乡，多少是对现实懦弱的逃离、彻底的妥协。
王小波说：“人的一切痛苦，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”。
这也是我们普通人痛苦的根源。
总觉得自己的才华、理想或抱负，是被时代遏制了，所以人生才各种不得志、不如意，却忘了自己本就平常。接受自己的普通，是很难的事，接受平庸的生活，就得承认自己普通。
永远愤世嫉俗、苦闷绝望的老李，没有能力直面问题、解决问题，也从未为自己的人生争取过，他是一个思想上的巨人、行动上的矮子，注定要在别扭的婚姻和生活里将就一生。
有多少婚姻是以爱情为前提结合的？总有如张大哥、老李一般，在合适的年龄被家人敦促着，匆匆忙忙完成这个人生仪式。妥协也好、从众也罢，只要你选择了婚姻，就要决定婚后的日子是合作还是将就，选择不同，你活着的质感也将大相径庭。
离婚的两种妥协：金钱和面子老李本以为，只有自己的婚姻一团烂泥，直到见了同事吴先生和邱先生的太太们。
吴先生自称正派人，是个武行，走关系做了文职，以自己沙包大的拳头为荣，这大拳头也有怕处，那就是他的太太。
吴太太气力比丈夫大，虎背熊腰，整个人看起来，像一大块四方墩肉，上面放着个白馒头，威风凛凛，震慑着丈夫总想纳妾的心。
邱先生，整日愁眉苦脸。夫人是个大学生，长得“瘦小枯干，龅牙，没多少头发，胸像张干纸板”，也不能生养。对邱先生很有新女性的派头，个性强，凡事都要压邱先生一头。
都说婚姻存亡的三要素，是：感情、物质和性。
感情包含了以子女、爱情、亲情等为联结的合作责任关系；物质是生活质量的基础；性承载了本能，是捆绑亲密关系的增温良剂。
《离婚》中几对中年夫妻的矛盾冲突也在于此。
吴先生和邱先生的诉求，表面在于太太不能生个儿子。说直白点，时间带走了太太们本就不宽裕的姿色，一个方墩一个纸板，毫无吸引力，似乎娶个年轻的姨太太，是唯一的婚姻出口。
两位先生有了“外家”，两位太太自然大闹不已。
闹到不可开交，似乎离婚势在必行的时候，太太们却偃旗息鼓了。
吴太太想得现实，离婚了吃谁去？顶着被姨太太抓伤的脸，原谅了丈夫：
我也想开了，左不是混吧，何必呢！我跟吴先生讲和了，单跟这个小老婆干，看谁成，我不把她打跑了才怪！
学历高、有主见的邱太太，劝吴太太离婚时说得斩钉截铁：
“我们没儿没女，丈夫不讲情理，何必一定跟他呢！难道咱们就不会找个事作？没结婚的时候就不想出嫁；及至结了婚，事事得由我作主。丈夫向我摇头，好，咱马上还去作事；闲气，受不着！”
待邱先生有了新欢想离婚时，她却没了知识女性的清醒独立，一改强势让了步。邱先生是个科员，体面的工作，衬得上邱太太体面的学历，再说，她新女性的婚姻就这样难堪收场？
老舍先生将这样的妥协看得极透彻：
他们怕打官司，极愿把家庭的丑恶用白粉刷抹上，敷衍一下，就是别打破了脸，使大家没面子。
没有谋生能力的吴太太，为了钱而不敢离婚；有谋生能力的邱太太，为了面子而不想离婚。
亦舒有言：“面子，是一个人最难放下的，又是最没用的东西。”
我们中国人更是信奉“家丑不可外扬”，现实中，我们太多人为了维持面子而去忍受破碎不堪的里子，让度自己的自由、幸福，在已如鸡肋的婚姻里禁锢一生。
更多在家庭里内耗掉青春、希望、能力的人们，失去容貌和经济上的双重竞争力，像吴先生与吴太太，一个没有务实的本事，一个完全养不活自己，两个人仍凑合过，完全出于本能的捆绑，最不济老来还能搭个伙。
小人物生活里的难堪，大体是相通的，为金钱、为面子妥协，是常态也是无奈。
过不好离不了，中年人的婚姻困境唐代女诗人李冶，写过一首《八至》，其中有句“至高至明日月，至亲至疏夫妻”，清醒又通透。
两个半路相逢的人，因着一纸婚书捆绑在一起，感情好时是亲密无间，没感情就是同床异梦。这其间的微妙，必得经历过婚姻的风浪、有些世故的人，才能真正共鸣。
老舍32岁才仓促结婚，感情基础并不牢固，除了养家，他还要负担着母亲、哥哥（哥哥有九个孩子），压力很大。所以他写《离婚》，多少夹杂了一个中年人苦闷的牢骚。
每个人心里都藏着苦楚，生命只是和理想完全相反的鬼混。
生命入了圈，和野鸟入了笼，一样的没意思。我少年的时候是个野驴；中年，结了婚，作了事，变成个贼鬼溜滑的皮驴；将来，拉到德胜门外，大锅煮，卖驴肉。我不会再跳出圈外，谁也不能。
在婚姻里，一个女人可以毁掉一个男人，同样的，男人毁了多少妇女？……把自己苟且的保持住，循规蹈矩地在社会的迷雾里挣饭吃。
婚姻里，中年人被子女、金钱、面子、责任等牵绊住，早失去了追求自由的锐气。
要么如吴先生、邱先生夫妇，把日子吵成一锅热粥，烫得鼻青脸肿还“不离不弃”，要么如老李般，胡乱抓一个不了解的“马少奶奶”，幻想个蹩脚的“美梦”。
过不好又离不了，如何走出这个婚姻困境？
老舍自身并未走出迷雾，但在书中，或许以张大哥夫妇给出个相对正确的回答——
“去空洞的作梦，或切实的活着。”
-End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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